当那双三寸金莲在大清朝最后的余晖里被缠紧时，何家的太婆并不知道，她这一双畸形的、被布帛层层勒入足弓的小脚，将要跨过四个时代，在南方咸湿的泥泞里踩出一串深浅不一的血汗坑。
1927年，闽东的季风吹散了祠堂里的纸钱烧剩的灰烬。二十六岁的太婆成了寡妇。丈夫撒手人寰，只留下独子一樵，刚满六岁的个头不及一把用来弹棉花的木弓。
这些活下来的孩子，他们的命可比接生婆的风俗传统还硬。那个村庄里，婴儿降生时，便受着那些比记忆还要古老的器物的主宰。迎接男孩的是一把镰刀——生铁铸就，弧度弯曲，斑驳的锈迹中隐约透着泥土与雨水的腥气。接生婆们从灶间摸出锈迹斑斑的镰刀——必须生锈，且锈得越厚越好——咔嚓，割断男孩的脐带，这样才能让他们带上铁器般的刚硬；若是女娃，命贱，迎接她们的则是碎碗的残片——那是因长久使用而磨薄的瓷器，边缘苍白且暗藏锋芒。
没人记得这习俗始于何时，仿佛自古以来便该如此。人们相信，镰刀能磨砺儿子的命途，将他利落地裁入那些俯首耕耘并占有土地的男性血脉之中。而那些曾经盛放米粮与清水的陶器碎片，对女儿们来说便已足够——因为她们注定无法继承，注定要离散他乡。尽管破伤风的抽搐在襁褓里牙关紧咬、口吐白沫地发生，带走了好些个男婴的命，但人们依旧笃信那锈镰刀；而侥幸从破碎的碗片底下活下来的女婴也未必逃得过被溺死的命运。
女人们从未质疑过这些器物。她们守着这些东西，就像守着她们的沉默——那是一种代代相传、在周而复始中被磨洗得圆滑顺从的存在。在那个连影子都单薄得仿佛用一盆水就能冲刷掉的旧时代，太婆坐在堂屋的阴影中，不说话，只是低头搓着麻绳，指甲缝里嵌满了洗不掉的泥垢。拥有土地，是她那时唯一的信仰。
二十多年后，土改的红旗插到了埋葬着死婴的山头，贫下中农分了田。何家太婆看着原本属于老爷们的土地被重新丈量，空气里流淌着一丝青草味的希望。她不懂阶级的来历与权力的更迭，她只知道地里得种地瓜，还得种水稻，才能养活她那嗷嗷待哺的大孙子和大孙女。
妇女们被集中在祠堂里扫盲。何太婆和她儿媳妇秋金坐在最后排，在昏黄的油灯下歪歪扭扭地写下自己的名字，那认真劲儿里果真带着股能撑起半边天的气势。隔壁，那些民国时期留下来的老师，带着一身未散的书卷气和依然儒雅的口音，扎根在乡村的小学里，播下了最正统的知识火种。那是半个世纪以来全国基础教育普及质量最扎实的十几年，每一个偏远的山村都像是一块被反复淘洗的矿石，等待着金子的出现。
然而，土地的温度还没捂热，农户就被要求 “无偿交公粮、低价卖余粮”。互助组刚转成了合作社，何家的二孙子何建国出生了。当1958年的风吹过田野时，它带来了人民公社，也带走了稻谷和庄稼人的尊严。那场被称为“大跃进”的狂欢，在他们短暂拥有的土地上留下一道深刻的伤痕。每家每户的锅碗瓢盆和但凡带着金属光泽的物件已被充公 “炼铁”，土地也随之像流沙一样从农户手中收回。
随后而来的三年里，为了填满那些从未被产出却已被上报的亏空，每个人都在挨饿。公社的大食堂里，锅底越刮越薄。何太婆那双三寸金莲，每天要挪动无数次，去地里寻觅一切能果腹的东西。地瓜叶、草根、甚至是混合了大量木屑和稻壳的“观音土”。1961年的冬天，寒风像钢针一样穿透破棉袄。一樵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弹棉花，木弓发出的“咚——咚——”声，在空荡荡的胃袋里回响。
累极了的时候，一樵会拿下墙角里挂着的二胡拉两声，琴弓划过琴弦，声音干瘪枯涩，像是从沙砾里挤出来的哀鸣。他那双常年弹棉花的手，指节粗大，压在纤细的琴弦上，竟让人担心那弦会随时崩断，断了这一家人最后的一点动静。何建国蜷缩在灶火余温里，听着那断断续续的琴声，望着蒙皮已经有些松脱的破旧二胡，颤栗的琴弦就仿佛家里的生计，细得惊人，却又勒得极紧。那两根弦，一根拉着过去，一根拽着明天，中间悬着全家人摇摇欲坠的命运。
一樵的妻子秋金带着年幼的孩子们一起打草绳，手指被粗糙的稻草磨出了血，结了痂，又被寒气崩开。从集体食堂到营养不良，秋金的腿肿得像两根透亮的萝卜。每天傍晚，一家六口分食一丁点少得可怜的口粮。七岁的大姐低头看了看自己蒸罐里一小把只有碗底深的白米，悄悄把它们腾进了母亲的罐子里。然后，她借口出门割草，在村口的烂果堆里，捡起那些被人丢弃的、半边腐烂的橙子。她用指甲剔掉发霉的部分，把酸涩到发苦的果肉塞进嘴里，试图用那种灼烧喉咙的酸苦去抵消灼烧肠胃的空洞。
她和妹妹从此没再进过学堂。女孩是浆糊，是用来粘合家庭裂缝的牺牲品。她们本就该在家干活，供哥哥弟弟上学。
活过了大饥荒之后的一年夏天，大哥何建业还在焦急的等待着高考结果，一张带着油墨清香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寄到了村大队，却被村干部锁在了抽屉里，如同一只断了翅膀的鹤。而理由再充分不过：“投机倒把”的一樵为了养家糊口而偷偷卖过的纺织纱线、小鸡小鸭，此时都成了他“资本主义尾巴”的证据。
没有背景的优秀，是平凡中最刺眼的冒犯。
全家人齐刷刷跪在了公社书记的面前，头磕在青石板上，声声作响。书记终于开了恩，大学可以去，但先要缴罚款。
六百块，在那个农民一年收入仅有几块钱的时代，是不吃不喝一百年的积蓄。
一樵卖掉了老屋，卖掉了家里所有的鸡鸭和还没长熟的猪崽，借遍了所有的亲友，终于让大儿子走进了上海的希望里，成了每个月领着四十八块钱国家工资的名校大学生。
他的身后是留在乡下的一家人搬进了村口的废墟，几堵断壁残垣，头顶拉起几张透明的塑料布，月光透进来，呈现出一种诡异的青灰色；风一吹，又哗啦啦作响。雨天的时候，砸在塑料布上的雨点像是无数只断了线的木偶在跳舞。废墟之上，十一岁的弟弟何建国坐在青灰色的月光里，在课本上一遍又一遍地写下两个字 ：强盗。他写得极重，力透纸背，像是要划破绝望的黑夜。
在那些被塑料布的哗啦声吵得无法入眠的夜里，他摸到了父亲的那把二胡。琴杆被摸得油光发亮，像一截苍老的骨头。他试着拉动琴弓，起初是刺耳的锯木声，像是在抗议命运的蛮横；慢慢地，他学会在指尖寻找那些颤动的音位。当何建业在上海的大学教室里研读电机理论时，何建国正在这漏雨的废墟里，用那两根细弦对峙着饥饿与愤怒。塑料布被风吹得哗哗作响，像是世界在冷笑；而二胡的声音低沉、回旋，带着闽东山村潮湿的土腥气，沉闷地压过去，像是一双粗糙的手，试图抚平这乱世的褶皱。
文革的风暴席卷而至，何建国写在课本上的怨愤成了同桌玩伴检举他的投名状。他被定性为“红皮白心”，意思是外表看起来是红色的贫下中农，内心却是白色的反动派；也失去了在普通中学就读的权利，被扔进了专门接收“地富反坏右”子弟的农业中学。在破庙改建的农业中学里，何建国学会了修农具，却怎么都熄不灭对知识的渴望。他也想不明白，最崇拜的大哥为何选择了沉默，大学生可是有身份有地位的国家干部，怎么自始至终没有为他这个弟弟开口说句话？是害怕那压垮全家的六百块的代价再次降临？还是明哲保身的精英作派随着文化知识一起上了身？
那就干脆自学，他想，学什么呢？好像数学是他接触过的最高级的科学了。
大哥说：“数学很难，你学不会。”
那心理学？
大哥又说：“没有教材，学了也没用。”
但何建业给弟弟寄回了一些车辆模型的图纸，上面密密麻麻是轴承、齿轮、曲轴、传动杆的标注与比例。那些精密的结构，那些彼此咬合的齿轮，在废墟般的日子里忽然亮起微光，像黑夜里一盏不肯熄灭的灯。他把四处捡来的废木料、废铁皮一块块削平、打磨、拼接。刀子割破过他的手指，铁皮划开过他的掌心，血渗进木纹里，很快又被擦干。齿轮一枚一枚被抠出来，像从泥土里掘出未来的骨骼。窗外风声穿过破败的屋檐，他却在灯下反复丈量比例，像是在丈量尚未出现的道路和远走高飞的梦想。
当他从汽车模型做到舰艇模型的时候，学校复课了。虽然仍是极短的学制，小学六年，初高中各两年，但因为学生少，倒也使十六岁的何建国从“黑五类”的农业中学被放了出来，回到了正常的学校序列里上了初中。他爸喃喃的说，“家里已经有个大学生了，你再去上学，又得少双手。”于是他不得不立刻拍着胸脯保证每天早起两个小时搓麻绳，把一天的任务完成了再去上学。
就这样一边搓麻绳一边组装模型度过了几年，待高中毕业时，他的电动鱼雷快艇模型让他在解放军的扩招队伍中穿上了海军衫，踏上了南下的列车，将他一路送到了虎门沙角的南海舰队，在百年销烟之地成了专业技术训练团里负责钻研快艇轮机的辅导员。当何建国终于第一次跳上真正的鱼雷快艇时，那些在废墟里钻研的模型仿佛活了过来。他不需要看说明书，便能听懂轮机的每一次震动，能感受到气缸里每一次压力的跳跃。
而从老家带来的二胡，有时会陪伴着他在林则徐当年藏大炮的山洞里拉上一曲《二泉映月》。洞外是波涛暗涌的海面，吹进洞口的海风带着咸腥味，山洞的石壁上布满了青苔，海浪拍打着岩石，发出沉闷的轰鸣，伴随着二胡的乐声穿透了潮湿的空气。他的琴声不再是废墟里的锯木声，而像是战舰驶过海面划出的深重波澜。那一刻，何建国第一次感到自己不再是废墟堆上的穷孩子，也不是被流放的“黑五类”，他是这片新海域的舵手。